有点儿不妙，马上韩琦与欧阳修将宋朝化为二人转了，于是议西府。文彦博来到西府后几乎消失，这让赵曙感到很不满。因此想替西府再添一名宰相。

他想到一个人，张方平。

此人有文武才，有经济才，无论在三司或者治蜀，或者在西北皆建功立业。有文学之才，有吏治之才，有军事之长。

然后议一出，欧阳修立即反对。

赵曙不乐意。

他能力不如赵祯，但简单道理会懂的，不能让朝堂真正成为一言堂。论君臣典范，无疑是赵祯与郑朗为相之时，就是那时候，自己那个养父依然保留着一些郑朗的政敌，默视台谏与宰执的作对。为什么我仅任命一个西府二号首相就不行呢

韩琦也有韩琦的想法，本来国家已经乱了，这一切还不是因为你种种，若不是你做的那些事，何至于此。再让张方平进入西府与自己对抗，郑朗在外围呼应，大臣们群起而攻，什么事也不要做了。

君臣皆不能互相理解。

最让韩琦与欧阳修生气的是，明明赵曙屡屡授意，让自己帮助他替赵允让正名皇考，可在外面，却屡屡扬言，朕没说哦，这乃是中书做的。

关健的一击到了。

银行一年这么多的利润，郑朗料定韩琦与欧阳修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打它的主意。

怕出意外，于锦囊里授意严荣做了一些安排。

针对的还是财政。

具体财政的败坏，也不能说是韩琦一人的错，实际郑朗南下后，财政就渐渐在败坏。郑朗悄无声息地改良了一些弊端，南方大开发带来的逼加值，将这一趋势掩盖下去。

经郑朗推荐，庞籍再度为相，又做了一些改良。成就宋朝经济第二良好的时光。庞籍下去后，富弼为相，已经在败坏，再到韩琦为首相，再度败坏。但河工耗资巨大，至少达到前无古人的投入，又是宋朝的最中心地带，这次带来的附加值更大，再度将这个败象掩盖下去。

河工结束了，相关作坊运输一起也就结束。韩琦的粗心大意，也非是算是粗心大意，能看穿这个经济真面目的，至今在宋朝并没有几个人。因此用得有些大手大脚，结果导致财政迅速出现困难。才没多久，司马光就上书，各州府向富户借钱度过财政难关。

这才是真正财政趋势的真相。

中间一度是庞籍进入中书，否则财政更糟糕。

发展到这种局面，就是站在公平的立场，韩琦失误是最大的。而且能想出来这个真相的人少之又少，皆认为是韩琦执政的失误。

银行有官吏，也有私人选出来的职员，偶尔聊天时，严荣便发出感慨，国家财政败坏，到处在借钱，这一年倒底亏空了多少若是过十年八年下来，又会如何

以前各朝各代皆有困难的时候，但纵观整个宋朝，财政也没有象现在这么奇怪。不能说败坏，至少韩琦与欧阳修并没有想伤害到百姓的主体利益，但收支失衡，乃是宋朝从未有过之事。

发展下去，无论韩琦与欧阳修不想伤害百姓，实际必然会伤害。这个与严荣没有关系，要等未来郑朗来收拾。当时放出这句话时，百姓还没有察觉到这种变化。

然而能挤入银行监中枢的私人职员，个个都是精英人士，国家前后财政反差这么大，怎能没有察觉。韩琦未统计过，也不敢统计，倒是人口增加，为了表政绩，统计了户数变化与增涨。

现在朝廷亏空多少，无一人能知道，但看各地官员的举措，不会少。又不知道皇上命不久矣，现在赵曙才三十几岁，怎么着也能活上一个十年二十年，那么韩琦就能做十年八年的首相。

严荣也未说什么，但给了许多人猜测与遐想空间，象这样继续发展下去，最后怎么办一个个就想到银行，与平安监不同，平安监股契已满，银行才是三十成股契。莫要说郑朗认的制度，连祖宗家法都敢强行矫正，先帝的名份都敢改变，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随后就是平安监。

这些年货币一直紧缺，得到的金属多用来铸币。但铸币需要成本的，甚至往往货币不及本身金属价值，这才导致许多人将铜币融化，重新铸为器。为了让财政缓解，平安监停止了铸币。可就是这样，最终平安监并没有产生更高的利润，到了去年，利润在下降。无他，塞了更多的官吏进去，薪酬进一步提高，效率下降，等等因素。即便是公私合营的单位，也影响利润，导致去年没有铸币，实际收益反而下降了部分。事实平安监规模在扩大，又没有铸币，为何收益下降

一个个议论，严荣稍稍做了讲解，似乎没有恶意，他是银行使，又是郑朗学生，谈一谈国家的弊端，有什么不对的

然而让银行各个股契们也担心了。

严荣接到诏书后，还要交接的，交接那两天偶尔又与同僚们聊天，忧心仲仲，执政不力，国家经济败坏，必然会打银行的主意。有可能第一步将银行分红不顾先帝诏书，不用于还债，而挪用到中书，填补国家的黑窟窿。但就是挪用，这个分红放在股契手中，是巨大的数字，但放在国家当中，又算什么最终必然侵夺各个股东的利益。想要侵夺，花样很多的，比如稀释股契，本来朝廷十五成，私人十五成，现在诏书一下，朝廷变成三十成，五十成，私人的不动，就象当初平安监那样，朝廷一直是持着五十万股契，那么私人的分红也就随之下降。或者直接找借口查没。或者强行挪用，既然能向私人借那么多钱帛，为什么不能强行将私人分红用借的名义挪用到中书

借也要还的。

但借得太多，一年五千万缗，十年五亿缗，朝廷用什么来偿还主要宋朝自立国以来，没有近几年亏空之重，甚至超过了庆历战争年间。那时不是亏空，并没有多少亏空，只是重苛了百姓。

整个北宋也未有过类似的严重亏空现象，倒是明朝后来将韩欧阳二人的做法借鉴过来。

这便给了严荣维护银行最好的契机。

担心地说了几句，严荣也就走了。

也不能算是杞人忧天。

以前数次中书向银行讨要分红，皆被严荣拒绝，这却是不可抹杀的事实。

孙思恭在替银行的钱币搬家，后面股东们担心更重。有的职员提出抗议，现在未到分红之日，为何挪用孙思恭精通算术，但不代表着精通经济，甚至对银行的运转模式根本就不懂。银行用什么来赚钱，资本越大，钱赚得才越多。因为不懂，答得很强横，说这是朝廷的利润，为什么不能挪用甚至因为严荣担任多年银行使，认为这些私人代表是来找茬的，态度更加不友好。

双方迅速发生冲突。

但这些代表背后的人物，非是各州各县借钱的普通富户，他们皆是各地的豪强大户，甚至还有许多权贵宗室外戚，例如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