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祯不准。

庞籍抱病上朝，在赵祯面前将自己的鸡翘帽拿下来，道：“陛下，你看臣的头发。”

赵祯无奈，准其旨，但让庞籍留在京城养病，许其过问军国大事。处置类似吕夷简，有些台臣想弹劾，不过随着司马光赴京，王畴不欲御史台多事，一个个终于停了下来。

胡宿治河有功，迁为枢密副使，欧阳修迁为参知政事，张昇迁为枢密使，曾公亮迁为平章事，依然还是两个首相，但是曾公亮位于韩琦班下。

司马光初到京城，就被来了一个下马威。

中书命司马光详定均税。

这个均税不仅是方田均税法，两者有很多不同，更不是均摊税务，而是指土地肥瘠分等定税。

但实际执行会非常麻烦。

连田与户都隐去了，何谓田地好坏。

朝廷也要每年派官员下去盘查，这是郑朗的建议，一年不要多，于县开始，每年核算耕地的变化，然后派官员查那些耕地面积减少最多的两三个州府。

不算是治理之策，仅是起阻止泛滥的作用，用之震慑。

可是官员下去查，有的官员严酷，有的官员松懈。还有州与州之间又有不同，例如京城附近诸州，陈州、蔡州、亳州等等，多是权贵人家。隐田名列全国最前面，连郑朗都回避三尺，况且其他官员。

起到良好的阻止作用，可每年都会发生无数起纠纷。

司马光接到这个任命后，面不更色。

这两年除了水利，调解之外，余下的时间师生呆在一起，就是讲国家的制度。

郑朗在上面，在下面，最大的作用是替国家经营，制度却没有怎么碰。怕麻烦。并且反思范仲淹的话，凡事都要为政令简洁上想。

政令只有简洁了，才容易执行。

关于这个均税，郑朗与王安石、司马光也讲过，当然不是方田均税法，而是以各色地等公平的征税。

讲得更复杂。

均税灵感主要来自唐朝的均田制与两税制，均田制其实更早来自北魏，按照劳动力分配给广大农民耕地，但每户劳动力都有生老病死的，因此它在随时变动，这个权利由国家来执行，所以有了永业田与口分田两种田制。

但由于世家豪门把持着大多数耕地资源，自开国之初就执行不力，以至李世民与魏征有一段对话，一度想恢复远古时的井田制，掣肘土地的兼并。到杨炎改革两税制时，则连均田二字都索性不提了。

宋朝开国之初土地仍然没有多大压力，相反，豪门世家湮灭在历史长河里，释放了土地空间，由是不阻止耕地兼并。这为后世讴歌，实际发展到后期因为人口增加，土地兼并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掣肘，于是唐朝的均田两税全部翻了出来。

大臣论事喜欢用两个字，故事，也就是故例。

史上司马光未全部保守之前，与刘恕认为均田制是唐朝实际制度，司马光甚至公开称为均田法。这是才开始的司马光，包括在王安石上台之前，司马光态度能算是激进派。

大多数士大夫则不认为唐朝田制乃是均田制，而是口分世业，天宝以后，口分世业因兼并坏之。其中有欧阳修，曾巩，朱熹。朱熹认为唐朝不是均田制，仅是口分世业，均田法其次的办法，近似于井田制。

郑朗与司马光交谈时，司马光还没有自己的想法，但有了刘恕与欧阳修。

为什么要提他们，一个故事，两种态度，有故事，那么在宋朝就能推广，均摊田亩，反对兼并。若是唐朝没有真正实行，这个均田没有故事，缺少理论根据，就不能真正的平均分配给农民。

两种结果相争，又出现一种新的温和说法，苏氏兄弟的均税，均田赋税非是将耕地平均分配，再按照耕地面积征税，而是按现有土地来纳税，不制止兼并，也不是将土地授受给农民。理论有元稹的均田状，还有陆贽的奏文，说均田仅是为了均税，田只是税的基础，授田就是保证税收的来源，使国家有稳定的收入。柴荣也赞成陆贽的说法，诏书说普行均定，求适重轻。

其实这三个说法都是错误的。

唐初实施均田制，本义就是均摊田地，使百姓人人皆地可耕，国家有税可征，地是基础是核心，税是地的产物。

但屈于不能得罪天下所有精英，实施了，仅是局部实施。一度府兵的强大，也与这个局部实施有着很大的关系。为国家，应主动地出台各种政策，阻止这种兼并的蔓延，而非是鼓励。

可强行实施均田，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兼并是内核，立国一久，兼并必然大肆泛滥，这也是唐朝局部均田制败坏的原因，不仅是人口增加，一旦国家无多少无主之地分配后，不管人口是否增加，均田制全部成为一纸空文。国家所做的只能诱导。例如让他们看到比田地更大的回报，道德上怦击大肆隐田兼田或者高利贷。在唐朝实现不了，一是商业不发达，二是豪门势力太强盛，连国家都敢藐视，但在宋朝却可以勉强做到，尽管宋朝的官地比唐朝更少。不过终不是彻底的解决办法，郑朗也想不出来。

司马光在议定均税之前，将师徒之间的对话写了一篇札子，递到中书，名曰齐州行知与君实论均税札子。

无论再腹黑，司马光也不好意思抢郑朗功劳的。

然后议定均税。

郑朗说政令务必要简便，司马光于是先从简便着手，首先就是地，各种各样的地，原来能有上百等耕地，于是按其收成，以及投入一一划分，不问山地、水田，南地北地，河谷平原，坡地垄亩，只看收成与投入，划为十等。

繁有繁的好处，简有简的弊端。繁更细琐，可更明确。简粗陋，会有争议。不过繁只会增加更多的名目。简虽有争议，可易执行，并且给官员留下一定的操作空间，便于处理。便于处理就易于推广。

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才是好猫，首先得捉住这只老鼠。

有了那么一丝功利性的想法，这也是郑朗最希望看到的。

在这个基础上，确立一些条约，比较温和的条约。最后说国家立事，当先使赏罚分明，事无不成。若遇庸愚之人烦忧败事者，一样论处，则能吏解体，必无成功。伏望察其勤瘁，均税官吏，随其功过，量行惩劝，则后来无不尽力也。

这个庸愚之人烦忧败事，大有深意，苛了不行，软了也不行。

不过面对天下所有豪门大户，司马光与郑朗一样，有意回避了。

但司马光又加了一句，务必以安静有为为功。

这就是郑朗调教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