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约简见长。“南学”主张“学以致用”，与现实结合较紧密，不但有利于政治变革，还有利于士人投身其他学科，学习他技。如李仁除了儒学之外，“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物皆教思焉”，荆州治学特点秉承“南学”，这也是一个影响张仲景的重要因素。

以上提到的都是有利于张仲景治学的条件，事物总是有两面性，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因素的不利方面主要有以下四点：

其一，汉末战乱对社会的巨大破坏。南阳郡作为兵家必争之地，从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就成为董卓、孙坚、袁术、刘表四大军阀争夺的对象。南阳郡遭到战乱的极大破坏，“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是当时这一地区的真实写照，这战乱的环境必将大大影响张仲景对医学的研究工作。

其二，在社会思想领域，东汉时期神秘主义大为泛滥，春秋战国时发展的理性主义精神在此时大受冲击。汉末政治黑暗、社会经济崩溃使人们的思想空虚无助，此时各种神秘主义思想都纷纷出现：儒学开始了宗教化的过程，道家思想结合阴阳家思想和民间巫术形成原始道教，西汉末传入的佛教也大为盛行，求仙、拜佛、信巫、占卜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社会思潮直接冲击了医学实践，首先由于天命论的影响，导致人们对相术和占卜的迷信，使人们得病后“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最终不治。其次是原始道教的流行对医学的冲击，汉末太平道、五斗米道盛行，前者“施丹符、圣水”，后者“事鬼”“人道病，蛰三省”“有病自首其过”，这些治病方法直接影响医学实践和发展。三国志方技传仅华佗一人为医生，而其他多为术士，如朱建平相术、周宣相梦、管辂卜筮，陈寿在书中称这些人“诚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这种社会思潮的逆转对张仲景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医学理论创建有直接的不利影响。

其三，张仲景的医学研究还受制于当时较低的自然科学水平。秦汉时的科技比之后世还较落后，在缺乏完善的科学手段，精密的人体解剖学知识，完整的生物学体系的条件下，张仲景必须用医学理论的完善来突破诊断和治疗手段的不足，巧妙运用药物协同配伍弥补单味药物的原始性。这一切都必须在今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进行。

其四，受当时医家门户之见的约束。两汉学风最重师承、门派，如五经治学共分14家，每家皆有家规、学风乃至严格的师承，向他家学习和创新往往被看作是对师门的背叛。医家的分派虽不可考，但从张仲景“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的感叹来看，医学的状况与儒学的相差无几。因此，张仲景进行创新，以及“博采众方”都肯定会受到这种情况的限制。

历代医家多以医见业，以医闻名，张仲景则不然，从流传下来只言片语的历史记载中，他除了医术高明外，还是一位以才闻名的士人。他有着完整的仕宦经历，所担当的也不是太医令一类与医学有关的官员，而是侍中、太守一类的中央和地方高官。这种身份的特殊性在医学家中可谓绝无仅有。

张仲景不仅以医术享誉于当时，对医生的医德与医疗作风也有相当严格的要求。他批评那些医德小修、医风不正的医生，说“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诀诊，九侯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这些论述上承秦汉，下启晋唐，成为祖国医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仲景的著作除伤寒杂病论外，见于文献著录的尚有张仲景五脏论张仲景脉经张仲景疗妇人方五脏营卫论疗黄经口齿论等。张仲景的弟子有杜度、卫汛，俱为当时名医。而他的理论，在后世被不断完善，虽然伤寒疾病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仍然是中国的大害，但不争的事实是，在张仲景的努力下，这个疾病的死亡率越来越低了。到了隋唐时代，中医已经有了完整的治疗这种疾病的办法。中国的人口也因此直线上升，后来的中国另一个盛世大唐盛世，也因此从中受益颇深。

张仲景过世的时间，后来的史家说法很多，有说是公元215年的，也有说是公元219年的。后人为了纪念张仲景，曾修祠、墓以祀之，河南南阳的“医圣祠”始建于明代，有清代石刻“医圣祠”公元1727年、“医圣张仲景故里”公元1900年。据明代汉长沙太守张仲景灵应碑记载：“南阳城东仁济桥西圣庙，十大名医中有仲景像。”清代南阳县志记载：“宛郡南阳东高阜处，为张家巷，相传有仲景故宅，延曦门东迤北二里，仁济桥西，有仲景墓。”河南南阳的“医圣祠”经明清以后屡次修葺其间也有毁坏，保存得比较完整。

第四章三国时期中国人口锐减解密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国演义”时代，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相信不同的人都能总结出不同的内容来。积极的说法是，这是一段中国历史上英雄辈出的时期，改朝换代的时期，军事思想革新的时期；消极的说法是，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战乱的时期，分裂的时期，灾难深重的时期。然而就后世而言，“三国”对中国历史的一大影响，却是公认的，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人口锐减的时期。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应始于中国商周时代，但是中国人口的演变趋势，如果画一个图表的话，那应该是一个反复的曲线图。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人口大规模减少的时期，从东汉末年至三国，更是这种时期的“加强版”。这段时期中国人口数量下降之大，人民非正常死亡之惨重，在前代后世，恐怕都很难找出第二个时代与之相比。解放初期，一代伟人毛泽东在研读三国历史的时候，也震惊于三国人口减少的惊人局面，发出了“原子弹不如刘关张大刀长矛”的感慨。

但是，三国时期人口减少的原因，难道仅仅是战争这么简单这样的人口锐减，对中国历史的演进，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一

在整个东汉王朝，人口数量最多的时期，是东汉和帝、顺帝在位时期，那段时代的中国，人口已经接近了6000万。然而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中国的人口开始负增长了，但是下降的幅度并不大。到了东汉桓帝在位的时候，公元157年，东汉政府曾经清查过全国的户口，在这次“人口普查”中，中国的人口是5600多万，略低于汉和帝时代近6000万的最高峰，下降的幅度不是太大。但是经过随后的黄巾军起义以及董卓之乱，中原群雄的相互内战，到了公元221年赤壁之战结束的时候，中国的人口下降，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虽然各类史家列出的这时期人口数字出入比较大，但大幅度下降的情景，却是让人震惊的：唐人杜佑通典记录，东汉桓灵时期黄巾之乱始，历经董卓之乱，到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安初期，当时中国的人口就已经“人户所存，十无一二”。但这时候的中国并没有和平，在这“十无一二”的人口惨景下，又先后发生了曹操与袁绍的争霸战，曹操南下平荆州，战赤壁的统一战争，以及刘备收巴蜀，曹操收河西的兼并战。直到公元221年吴蜀彝陵之战后，中国才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期。这期间的战争，场场都是伤亡惨重的殊死之战，人口的减少可想而知。在“三国”中的魏国建立初期，魏国大臣陈群就曾说，此时魏国的人口，“比汉文景时，不过一大郡”。而“三足鼎立”后的具体人口数字，按照杜佑通典里的说法，蜀国在公元221年刘禅登基时，人口是90万，到了公元263年蜀国灭亡时，人口增长到94万，这一年平定蜀国的魏国将魏蜀人口“通计”，中国北方加上四川，一共是537万人。而晋书里记载，吴国在蜀国灭亡时的人口，有230万。这样加起来，中国的总人口也不超过800万。这还是三国时代进入了相对和平期后，长期恢复人口生产后才恢复到的数字。甚至在现代，许多研究者提出了更为惊人的结论：史料上的人口数字，依然还是注水的。三国时代中国人口的损失要更大，在历史不忍细看中就曾有观点：三国赤壁之战后，中国人口只剩下了140万。如果这样的话，真可以说是“百不存一”了。

三国人口下降幅度之大，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触目惊心的。在三国之后，中国人口下降最快的时期，应该是宋末元初。在蒙古帝国灭金朝与宋朝的战争中，中国人口大约下降了40左右，这算是近一千年来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灾难了。但是和三国时代的情景相比，依然是“小巫见大巫”了。

说到东汉末至三国早期的人口锐减，论原因自然可以总结出很多，有一些是我们今天可以想到的，比如从黄巾军起义开始的全国性战乱。当时的黄巾军起义，采取的是全国各地同时举事的策略，一爆发就是“全面战争”，战争蔓延到了全国。又比如东汉末期出现的枭雄们，都是漠视民力，滥杀无辜的奸雄，权臣董卓在把持大权后，采取的是残暴压榨的统治政策，为了扩充军力更不断抓壮丁，导致大量百姓逃亡。而且当时的北方军阀，喜欢拿老百姓来做挡箭牌，在战争中，经常抓无辜的百姓做为“肉盾”充在前面，阻挡敌人的进攻。常年的相互战争，也造成了大批城镇被毁，许多繁华一时的州县，都变成了无人区。并且东汉末年至三国的战乱，可以说是全国循环的，让老百姓无处可逃。如北方刚打完官渡之战，南方又爆发赤壁之战，随后西北、西南都爆发战争。汉帝国的疆土，除了边远的西域地区外，几乎都被卷入了战火，没有受战争破坏的地方，可以说少之又少。如上原因，在后来史家的记录中，也不止一次被提起。

然而这时期的中国，人口减少的原因，也有许多被现代人所忽略，首当其冲的，恐怕就是大瘟疫。瘟疫是中国从西汉中期开始，历代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因为与匈奴的战争以及后来南匈奴的归附，产生于北方草原地区的“草原鼠疫病”，在之后的一百多年中，被不断地带到了中原地区。中国的大规模瘟疫，从西汉武帝开始就周而复始，西汉帝国的灭亡，导火索就是山东地区因为瘟疫而激发的农民起义。而且这种瘟疫以当时的中医水平来看，基本属于毫无办法的绝症。即使是西汉灭亡，东汉改朝换代，瘟疫也依然没有收敛，基本是每隔一二十年，就会在某个地方突然爆发。这种情况，基本贯穿了整个东汉时代，一直到东汉末年最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横空出世，写出了流芳百世的伤寒杂病论，大规模瘟疫的破坏力，才从此开始得到遏制。

而另一个原因，就是从东汉中前期开始，中国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我们今天说到东汉的科技成就，自然少不了说张衡的地动仪，地动仪这个伟大发明的产生，就是拜东汉时期频繁的自然灾害所赐。仅以地震而论，东汉中后期地震发生的频繁程度，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比如东汉的陇西地区，在东汉和帝、桓帝、灵帝、献帝时期都曾爆发大规模地震，正是因为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才促成了与地震有关的发明相继涌现。在东汉晚期，还出现了极其反常的大规模蝗灾与旱灾，比如东汉桓帝到灵帝的几十年里，北方大规模的蝗灾出现过5次，其中最严重的1次，几乎波及到整个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这么大范围的蝗灾，在日后的中国历史上，也就是唐朝开元年间以及元朝末年的几次可以相比，堪称是“百年不遇”。与此同时，东汉最后的50年里，黄河有4次发生决口，长江流域的荆州与江东，先后发生了5次水灾。同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居住的草原地区，也连续多年发生大规模旱灾，北方少数民族为了躲灾，纷纷南下到中原地区求内附，中国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在这时期开始渐成高峰。

二

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势必造成大面积的饥荒，国家的经济储备会在饥荒中渐被掏空。这时候的东汉帝国，已经进入了门阀政治时期，所谓“州郡记，如霹雳”，世家大族的力量，正日益超过中央。许多地区，中央只保留了名义上的节制权，在正常年景，这样的情况还算和谐，但一旦国家爆发战争和自然灾害，中央控制的减弱，势必造成灾害破坏力加大。毕竟世家大族们都会选择囤积居奇，关门自保，中央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赈济，走投无路的老百姓，也就只能选择造反了。事实上，后来蔓延整个东汉帝国的黄巾军起义，就和持续多年的饥荒有很大关系。黄巾军就是通过布施恩惠，收买人心的措施，迅速聚拢了几十万信徒。而黄巾军起义的结果，是造成了北方大规模战乱。这是一个痛苦的恶性循环，人口锐减，就是其中的代价之一。

这时期中国人口锐减的最惨烈阶段，应该是从董卓进京开始，到赤壁之战结束。这段时期的中国，可以说是天灾人祸并存。“人祸”方面众所周知，权臣董卓本身就是个倒行逆施之徒，他进入洛阳，是整个中原的灾难。他的滥用民力，大兴土木，横征暴敛，让中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