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他编著的俄大彼得变政记给他们看。康有为会意，拿出他苦心编著多日的俄大彼得变政记，呈上给荣禄、李鸿章等大臣人手一册。

这书里的内容，是经过康有为精挑细选的，多危言耸听，荣禄、李鸿章等人给光绪皇帝面子，接过书耐心翻看起来。荣禄等人看了康有为编著的这书，脊梁骨直冒冷汗，感觉不马上变法，大清国就要完了，这正是康有为想要的效果。李鸿章看了俄大彼得变政记，这才觉得康有为还是做了一些功课的，于是开口问康有为道：“法如何变”

康有为对李鸿章还是很客气的，他胸有成竹地回答说：“下官以为，宜变法律和官制为先，比如裁撤六部。”

六部始于隋唐，是封建王朝中央行政机构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的总称，也是整个清朝官制的基础，康有为一开口，就要把六部撤掉，李鸿章这时觉得李经述说康有为狂妄，确实没有中伤康有为，但他还是比较欣赏康有为不知天高地厚的勇气，示意他继续说：“夫子还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康有为这时便提了一条更大胆的建议：在朝廷另设军事参谋部，作为最高军事领导机关，由光绪皇帝亲自掌握，“选天下虎贲甲士，不二心之臣，上亲披甲胄而统之”。

荣禄听了这条建议，惊呆了，刚入口的一口热茶顿时吐了出来，喷了康有为一脸这康有为倒是不傻，想让光绪皇帝掌握兵权，但康有为没有考虑，身为兵部尚书、步军统领的他会同意吗另外，淮军和北洋水师在李鸿章手里，他会同意吗荣禄实在忍不住了，说：“设军事参谋部，那朝廷还要军机处作甚还要我等军机大臣作甚”

康有为丝毫不看荣禄的脸已经黑透了，正气凛然回答道：“统统撤掉”

这一句“统统撤掉”，让同是军机大臣的翁同龢也觉得毛骨悚然，只得转移话题问康有为：“夫子还有何切实可行之策”

康有为道：“容易点的变策，那就改变年号。皇上可以把年号改为维新元年，以新天下耳目，还可以变更服制，易旧党心志。”

荣禄一听，这康有为他妈是耍我们这三位重臣呢改变年号，在古代可不是闹着玩的，古代只有朝中发生重大变故，比如换皇帝才变更年号。而且，满人入关，好不容易才改了服饰和发型，没事换这些干嘛换一身衣服，就能改变旧党得人心，让旧党乖乖交出自己的利益简直是幼稚他已经听不下去了，耐着最后一点性子问康有为：“对于维新变法，你还有什么建议”

康有为就属于那种雷死人不偿命的那种，他又说出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建议：让光绪皇帝迁都上海。理由竟然是：北京暮气太沉，只有迁都上海，才有利于变法。

荣禄彻底被激怒了，这种没脑子的建议康有为都能给光绪皇帝提，且不说迁都上海会不会万事大吉，光是朝廷的三宫六院，文武百官，在上海得再造几个紫禁城才够住呀而修一个颐和园，朝廷就得花费上千万两白银，国库就空了，只能挪用淮军和北洋水师的军费，迁都上海，那得花多少钱呀果真迁都，天下黎民百姓不揭竿而起才怪呢，大清江山很可能提前保不住了。荣禄不想再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也丝毫不再给光绪皇帝和翁同龢面子，直接头也不回拂袖而去只留下一个背影给翁同龢，翁同龢站起身连声叫“荣大人，荣大人”康有为这时上前问翁同龢：“这荣禄是什么人呀摆这么大的官架子哼，有朝一日，皇上”康有为的话还没说完，翁同龢狠狠瞪了他一眼。

见了康有为，李鸿章此时对李经述说的“康有为变法，搞不好会把光绪皇帝搭进去”深以为然，他也站起身，出门去追荣禄，道：“荣大人，老夫送送你”

荣禄辞别了李鸿章，直接回了北京，跑到颐和园，把面见康有为时的对话，原封不动转告了慈禧太后。

慈禧当日心情原本不错，正在亭子里喂两条金鱼，听后暴怒，挥手将宫女手中的翡翠玉鱼缸打翻在地，鱼缸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碎了，鱼缸里面的水很快流干了，两条可爱的小金鱼在地上挣扎跳动，不一会就气息奄奄了。那宫女正要上前将两条金鱼放回鱼缸加水，慈禧瞪了她一眼，她站着不敢动了，眼睁睁看着慈禧心爱的金鱼直挺在地面上死了

第113章慈禧让步

慈禧听了荣禄的报告，十分懊恼，望着眼前见底的昆明湖，大声对荣禄说：“天下这么多人都提倡维新变法，李经述在山东，张之洞在湖广，刘坤一在两江，为什么皇上偏偏选中这个狂傲无知的康有为他们可真像这两条不知死活的金鱼呀，放着这广阔的湖水不去，偏偏活在鱼缸里，找死”

荣禄说：“方今天下大势，诚如李中堂所言，非维新变法不可但有为这人，不堪重用，还望老佛爷多敲打皇上，皇上毕竟还年轻，容易被康有为的妖言蛊惑。”

确实，1893年，中国的朝野上下，对维新变法就像今天的改革一样，上下形成了共识。李经述为了推动维新变法，和李提摩太一起编著了泰西新史揽要，随即刮起阅读旋风，从皇帝、高官到普通知识分子，争相传阅，一时洛阳纸贵。

泰西新史揽要原名十九世纪史，作者麦肯奇是英国人，新闻从业者，并非职业历史学家。该书1880年伦敦初版，经李提摩太翻译，1892年以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为题，在英美在华传教士创办的万国公报上连载，次年初以泰西新史揽要为名正式出版。泰西新史揽要介绍“泰西”指欧美，也包括印度等英国殖民地各国的19世纪发展史，总结各国兴衰规律。该书认为西方国家富强的奥秘，“新政”即政治改革之后民权的兴起，比之科学技术进步和工商业繁荣更为重要。

李经述也很赞赏泰西新史揽要里“民既有权，则可以博考万物而得万物之理”的观点，在华报上写文章，鼓吹有了民权，个人才智就能得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也会随之繁荣；“欧洲各国民间既有举官以治国之权，即永无设会以害国之事”，即老百姓有了选举官员议员治理国家的权利，也就无须“私自结党以立会而抗国”，国家和民众之间就没有了化解不了的矛盾，社会就趋于稳定和发展。

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等也都对此书表示赞赏。光绪皇帝得识此书，置御案，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其实，康有为所上的奏折谈维新变法，许多理念和建议均来自泰西新史揽要及李提摩太为该书所写的序言。

不过，虽然维新变法已形成共识，但如何维新变法却没有形成共识。如何改革，其实就是一个选择谁来做改革旗手的问题；选择谁做改革旗手，就等于选择谁的改革方案。虽然许多朝中重臣如荣禄、王文韶等，没有能力提出全盘的改革计划，但此时适合做改革旗手的人仍有很多，如李经述、刘坤一、张之洞等，都有比较系统的改革意见。慈禧很恼火的是，光绪皇帝放着李经述、张之洞这样她欣赏的良材不用，急于推出康有为等人来维新变法，这触犯了刚刚到颐和园颐养天年的慈禧的逆鳞。这也很好理解，一般做惯了领导的人，真正安心过退休生活的人，并不多，慈禧将光绪皇帝选择康有为来当维新变法的旗手，当成了他已迫不及待想要夺权的征兆。